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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林湖越窑有新发现,首次出土“秘色”字样

2018-07-26 15:15:06 点击数:

要说这几年瓷窑址的重大考古发现,“上林湖”这个清清亮亮的名字,便是青瓷界的网红。

前年,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,入选了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,钱报记者也连续做过专题报道。我们以为只存在文人诗词里对于秘色瓷的描述“千峰翠色”、“凉露浸衣”之绿,以及乾隆皇帝“李唐越器人间无”的感慨,在千年之后的浙江,有了明确的证据:后司岙的发现,解决了两大千年悬案——作为越窑中最高等级的秘色瓷,皇室专用,它在哪里烧,怎么烧的问题,以及唐代贡窑在哪里的问题。

58日,钱报记者探访上林湖后司岙窑址,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后司岙窑址考古领队郑建明处得知,仍在发掘中的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又有大收获,发现了北宋早期越窑,出土了大量北宋普通青瓷和秘色瓷。而且,一件瓷质匣钵上的“秘色”字样,还是首次在窑址出土物中发现。

上林湖的青绿

(一)

你一定有疑问,为什么去年的发现,到今年快年中了才发布?

郑建明没有马上回答,他带记者来到上林湖工作站的大院子里。

眼前出现了一排比人还高的“小山”,盖着蓝色保护罩——瓷片山,郑建明这样形容,这只是冰山一角,去年出土的瓷片、窑具,加起来有几百吨,相当于好几个火车皮,“光是清洗瓷片,就需要一年,甚至几年,对于瓷窑址来说,如果挖五年,就要整理五年,清洗、整理、编号、拍照、研究,工作非常繁琐。”院子另一头,技工们正拿着破碎的瓷片,一片一片登记,这是慢工出细活。

记者坐船,穿过碧色的上林湖,到达后司岙窑址。眼前这条编号为66号的窑址,就是考古队员在2015年和2016年大规模发掘的“宝库”,揭露了包括龙窑炉、房址、贮泥池、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,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,基本解决了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生产问题。

去年,郑建明和同事继续在66号窑址“做文章”,在西南下坡往西布了5个探方,基本横贯整个隆起的山坡,这部分堆积原先调查时编号为64,“喏,就是那条横过来的。” 郑建明指了指,“本来想解剖一下66号窑址的堆积有多厚,结果发现隆起的是一条窑。”

一条新的唐代窑炉被发现了,不到20米,郑建明眼睛一亮,太特殊了。

唐宋时期的越窑长度基本稳定在50米上下,“龙窑在唐代以前只有十多米,限制了产量,当然越长,产量越高,但长了以后也带来一个问题,质量控制不好。而50米上下的长度,质量和产量达到了平衡,南宋官窑和龙泉窑也是这样。”郑建明说。

20米不到的窑炉还是第一次发现,拓宽了我们对唐代窑炉的新认识。

为什么这么短?

“应该和地形有关。”我们看到,它和66号窑是垂直的,等于横过来布了一条,没法布很长,不然没有坡度了。“这也从侧面说明,后司岙这块地方的珍贵,是窑业核心区,人们真的是见缝插针地修窑。”

这条窑这么特别,不会那么简单。

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普通青瓷和秘色瓷。最重要的是,在这条窑炉里,发现了一片带“秘色”字样的瓷质匣钵。记者在库房看到,上面刻了6个字:罗湖师秘色椀。

椀?钱报记者上回曾解读过关于永嘉唐代瓯窑匣钵上的有趣文字,比如“中国”, 但“国”刻的是‘囯’字,这不是错别字,而是当时的俗字。而这次的“椀”,也是俗字。

当然,这次文字发现的重要性,不在“椀”上,而是“秘色”两字。

在法门寺地宫发现之前,“秘色瓷”只出现在古代文献上,文人们描述它如何美。直到31年前,法门寺地宫14件秘色瓷出土,人们才看到实物,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秘色瓷考古发现。

恰好,工作站对面,去年正式对外开放的上林湖越窑博物馆中,有一块关于法门寺秘色瓷的陈列墙,正好展示了法门寺地宫中唐咸通十五年(874年)衣物帐碑的一段记载:“瓷秘色椀七口,内二口银棱;瓷秘色盘子、碟子共六枚”。


上林湖瓷质匣钵上“秘色椀”三个字与法门寺地宫衣物帐碑上的文字完全相同。

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出自内库,除了皇室所属作坊制品外,其余就是各地贡物,属于皇家的东西。而这次在上林湖,首次在窑址上出土“秘色”字样,而且是在烧造秘色瓷的瓷质匣钵上出现,人工刻的,意义又不同了。

“我们当时认为秘色瓷是进贡的,可能是官方定制的,但窑址里出了‘秘色’的字样,说明不止是管理层,窑工本来就知道这批烧的东西就是好东西,所以才会明确刻‘秘色’,这意义就不一样了:秘色瓷这个概念,不仅存在于当时的文人以及包括宫廷在内的上层阶层中,作为窑工,同样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是秘色瓷器。”

至于“罗湖师”,郑建明说,代表这个秘色瓷不是谁都能做的,可能是一种技术上的等级,像我们评职称一样。

(二)

我们再看这六个字刻的地方,不在别处,就在瓷质匣钵上,“这同样也再次证明瓷质匣钵就是烧造秘色瓷的重要窑具。”

后司岙不光烧秘色瓷,也烧普通青瓷越窑,所以有两种窑具,粗陶的,烧普通瓷器,瓷质匣钵,专烧秘色瓷。插播一句,很多人可能搞不清越窑和秘色瓷的关系,秘色瓷属于越窑,是越窑中最高档的,但,不是所有的越窑都是秘色瓷,因为给宫廷烧造的越器可能会很多,但是真正的秘色瓷产量很少,因为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啊,普通人根本用不起,刻字的这个专门烧秘色瓷的瓷质匣钵,就是证据。

在上林湖岸边,记者可以说是踩在瓷质匣钵和瓷片上走路的——这太奢侈了。在后司岙的发掘中,与秘色瓷一同发现的,就是大量的瓷质匣钵。

青绿色,是秘色瓷的目标,真正完全实现很难,烧成时的不可控因素太多,但是,唐代人发明了神器——瓷质匣钵,用釉密封,使瓷器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。

什么意思?

“窑炉除了温度,气氛很重要,密封做得越好,瓷器就越青,如果氧化,就会发黄。所以越窑很多瓷器,都黄乎乎的,这是很大的问题。瓷质匣钵是用釉封口的,冷却时,阻止了空气进去,釉色就还原得很好,所以颜色特别青绿。”郑建明解释。

还有个奢侈的地方,匣钵本来是可以多次使用的,但这种用釉密封的瓷质匣钵是一次性的——因为被釉粘上以后,需要把匣钵打破,才能把里面的器物取出来。这成本,一般老百姓吃不消用的。

瓷质匣钵

(三)

而就在这条出字的64号窑炉“隔壁”,66号窑又有大发现。考古队员对窑炉两侧下坡的堆积进行了发掘,在它的西南坡布了3个探方。

“上林湖越窑从唐代开始,到五代,北宋一直到南宋,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序列。但去年以前,上林湖地区,荷花芯窑址也好,后司岙窑址也好,都没有发现北宋早期直接能跟五代接上去的越窑面貌,等于说北宋这段是空白。”郑建明说。

结果一挖,非常巧,这一时期的地层中出土多件“太平戊寅”款青瓷,说明时代主要在北宋早期前后。

“等于说,按照窑炉的堆积,整个上坡都是晚唐五代的,下坡都是北宋的。” 这里出土了丰富的北宋早期青瓷产品,包括碗、盘、碟、罐、盆、洗、执壶、瓶、盏、盏托、套盒、盒、炉、贯耳瓶、埙,有日常用品,也有仪式性用品。

但考古就是这样,一旦有发现,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。

“我们以前看的都是晚唐五代的越窑,到北宋以后,会是怎么样一个面貌?越窑后来慢慢衰落,是怎么样过渡的?”考古专家又在想另外一个问题。

在库房,记者看到了这些正在整理中的北宋越窑瓷片,发现了一个特点。

这些青瓷绿是绿的,但,已经不像前年发现的晚唐五代青瓷那样素面朝天,反而开始流行复杂的纹饰装饰,用专业术语说,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——以细划花为主,纹饰纤细工整,刻划的刀法看上去很洗练,有力,外轮廓线粗而清晰。

有什么花样呢?主要是大量的花卉和禽鸟,记者归类下,有凤凰、龙、白鹭、孔雀、鹦鹉、蝴蝶、缠枝花卉、莲荷等。而且,飞鸟类多成对出现,鸳鸯在荷叶间戏水,还有双鱼戏龙。海涛纹也经常出现,一种是纯海涛纹,另外一种是与龙结合,龙首隐藏在汹涌的海浪中。


这些花样看起来,美是美的,但总觉得有点俗气,不够高级。

“很多华丽的东西都会有问题。越繁华的装饰,其实越偏离了最初的审美。”郑建明道出了原因,越窑从唐五代走向鼎盛,一直以造型和釉色取胜,不拼装饰。但到北宋一下子变得非常华丽,更注重外在内容。

“华丽实际上可以掩饰很多瑕疵,表现在制瓷技术上,就是胎开始变粗,颜色开始变深,以青黄为主,釉很多问题就出来了。但是别人一看觉得鸟阿凤凰阿好漂亮,就转移了注意力。北宋的越窑看上去非常繁盛,甚至有些东西超过五代、唐代,但是从窑业技术的本质来说,它已经转向衰落了。”

越美丽,越危险,瓷器也同理。但,为什么在北宋,越窑出现了这么大的转折?

郑建明说,一是窑业自身的原因,跟方便开采优质瓷土的枯竭有关,伴随着面貌变化的是胎釉质量下降。

记者还发现,五代以后的器物都比较小,到宋代以后就出现一些体量特别大的东西,比如大熏炉、大盆。

为什么?和北宋的政治变化有关系。

“瓷器本身就是江南水乡的文化符号,柔和细腻。吴越国灭亡以后到了北宋,这里就从一个地方政权主导,主体性的产业,变成了中央帝国的一个边远地区的相对边缘的产业。所以在格局上,完全不一样,中原的一些因素介入了进来,如果给宫廷用的话就要特别做得大,其实是不懂我们这边的审美。”

郑建明说,北宋出土的这些青瓷中,只有少量高质量的器物与秘色瓷接近。这批高质量的器物主要出土于北宋皇陵、辽代祖陵、辽代公主与贵妃墓等最高等级的墓葬中,是重要的宫廷用瓷。这就说明,北宋早期上林湖地区仍旧沿袭晚唐五代宫廷用瓷生产地的传统,烧造高质量的瓷器。“这就把整个越窑晚唐五代到宋的序列都建立起来了。”

(四)

那么,南宋还烧造秘色瓷吗?作为杭州人,记者也是关心自家人的。

“越窑到北宋中期开始逐渐衰落,到北宋晚期可以说穷途末路了。作为最高等级青瓷的代言人,秘色瓷开创的天青色,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、南宋官窑、龙泉窑、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产与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。北宋灭亡以后怎么办?汝窑明确是宫廷用瓷,随着宋室南渡,有一批窑口到了南方,窑工回到了南方,传统又回到这里来了,对于越窑来说,这是一次回光返照,这是最后一次给宫廷烧造瓷器了。”

宋室南渡,很多礼器要重新烧造。《宋会要辑稿》中,明确写过一件事,在绍兴元年烧造一次之后,又在绍兴四年继续烧造越窑的原因——绍兴府大火,起火,救火,许多瓷器被打碎,必须及时补充,尤其是祭器。

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沈岳明说,从文献来看,南宋时余姚烧秘色瓷是有一定信息的。那么这个南宋烧秘色瓷的窑址主要分布在哪里?根据他们多年的调查,主要分布在慈溪古银锭湖一带,有低岭头、寺龙口、张家地、开刀山等几个窑址。

考古队员曾经对低岭头窑址进行试掘,对寺龙口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,确实也发现了一批南宋早期产品。但在南宋早期的产品中,主要分为传统越窑青釉产品和官窑型产品两大类。尤其这类官窑型器物的釉色呈天青、月白,乳浊、半失透状,釉面滋润而含蓄,与北宋汝窑风格却颇为相近,同其后的南宋郊坛下官窑也有许多相似之处。

“所以,南宋越窑的学术意义是什么:上继汝窑,下启南宋官窑。早期,宫廷在越窑地区定烧,临安稳定后,就自己设官窑了。”郑建明说。

除了发掘,去年,上林湖越窑遗址博物馆、荷花芯现场保护展示工程都完成并对外开放,“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”得到国家文物局正式授牌。今年,上林湖后司岙的发掘依然继续,郑建明说,今年准备发掘北宋中晚期的窑址,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衰落下来的。

而他认为,目前最难的,还是窑业管理制度的问题。就像窑具上出现的各种字,我们无法搞清到底是谁刻的。

“因为没有文献记载,这是很底层的职业,古代人看不起他们,我们只能通过蛛丝马迹去判定,但很多东西,这样解释也可以,那样解释也可以。匣钵上的刻字,可以是做的人,也可以是烧的人,也可以是窑场主的,或者这个窑场主,也是窑工,双重身份,那区别又很大。最早汉代开始,有‘物勒工名’的说法,就是在器物上刻工匠的名字,但不是为了打品牌,或者宣传这个人做得多好,而是一种责任,为了追查这件东西谁做的,如果出了问题可以及时追究责任,后来发展成个人品牌了。所以唐代匣钵上很多人名,究竟怎么回事,还是搞不清。这是最难的。”

明嘉靖《余姚县志》上有过记载:“秘色瓷,初出上林湖,唐宋置官监窑”,说明朝廷应该在上林湖设有烧窑的管理机构,或许就在后司岙一带。

游船上林湖时,郑建明指着远处说,后司岙再往里面一点点的山坳里,有一个普济寺,文献中也有明确记载“在上林湖山之西麓”,他推测,窑业管理机构有可能就设在寺院中。

宋代寺院经济发达,上林湖还曾有“佰僧”款的瓷质匣钵出土,时代为唐五代时期,与窑址中烧造秘色瓷的匣钵基本一致,寺院或许也曾参与了秘色瓷的烧制。如今,普济寺遗址还在,一片废墟,“今年发掘北宋中晚期的同时,我们也准备发掘普济寺,希望能发现一些碑文和文字资料。”‘

——《钱江晚报》